郁土: 刘文典因称蒋为“先生”被罢职入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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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，在某个以大中学教师为主的群里，有人屡屡以“叔叔”称呼他人，惹得移居加拿大的一老师大为不满，责问他：“我想请问一下：你是搞教育工作的吗？怎么这么不喜欢称呼他人‘老师’？什么‘叔叔、叔叔’的，这个是你家亲戚群吗？”闻此言我大感快意，因为她说出了我的心里话。没想到的是，话音未落，某师院一郭姓老师就站出来说：“现在学生胆大，尤其是女生。我的研究生还称我‘郭爸’呢。”

此言引起我一段不甚愉快的记忆。前年夏日的一天，三十多年未见的大学同学来沪，邀我晚上一聚，问还有何人，答“我的孩子们”。我还以为他生有二胎（要知此种事在六O后眼中绝非寻常事，盖当时实行计划生育，一对夫妻只能生育一个孩子，某同学冒大不韪生下二胎，马上被开除公职。还有人为生育二胎，托医院关系，开出第一个孩子身有残疾的证明），且两个孩子都在上海工作。晚上如约来到酒店，他的“孩子们”陆续到来，男男女女达八九个之多，且都亲切地称他为“老爸”，他也泰然自若地说“老爸敬你一杯”云云。此情此景，让我不由想到马克·吐温的《竞选州长》，当小说中的主人公站在台上演说自己的施政纲领时，有九个不同肤色、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冲上台去，搂着他的腿叫“爸爸”。当然，我的同学绝对无意去竞选什么州长，他的私生活也是相当严谨的，断然做不出这等荒唐事。可是这些冲他叫“老爸”者又是何人？后来他才向我解释，都是他的学生，现在已经毕业，在上海工作云云。原来如此。同学任某学院院长。

现在看来，大学生、研究生称呼自己的导师或院长为“老爸”者，绝非个例。虽然有“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”之说，但那仅是对老师表示尊重之意，老师和父母就还是有区别的。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读大学时，是断断没有此种现象的。这莫非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？我知道，现在一些研究机构，把课题组负责人称为“老板”，盖此负责人，手握用人与奖金分配两大权力，不是老板又是什么？并且据说此一称呼还是来自国外的研究机构。但老板就和老爸不同，他毕竟是外人吗。要知道，称呼一个外人为爸妈，是件非常严肃的事情。晋省风俗，办喜事，新妇入门，称呼公婆为“爸”“妈”，要举行专门的改口仪式，由司仪主持，公婆端坐沙发上，新妇毕恭毕敬站立于前，随着司仪的命令，大声喊“爸”并鞠躬，且声音要足够响亮，周围的人都能听到才行。公公应答之后，双手递上“改口费”红包。接下来如法炮制再改口叫婆婆为“妈”。女婿称岳父岳母为“爸妈”之仪式也是如此。一对新人，两个新父母，其改口称呼隆重如此。可今日，这些大学生、研究生们，轻轻送送就称自己的老师、院长为爸、妈？举行过改口仪式吗？又收到过改口费红包吗？

西方人信奉基督教，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，所以子女称呼父母，多有直呼其名者，因为子女与父母跪在上帝面前，同为兄弟姊妹。可我们不同，无论传统文化中的主流儒教，还是道家、墨家与法家等，同出宗法制社会，家族是整个社会的基础，最讲究尊卑，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也。虽说现在已进入二十一世纪，国门大开，地球变成一个村庄，但与普世价值、世界文化相对应者，就还有各个民族自己的文化传统，假如失却此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传统，则整个人类将失去发展之动力矣。所以，我们就还是遵循传统，称呼亲生父母为“爸妈”，称呼老师为“老师”。而现在把老师或院长成为“爸妈”，不知又演的是哪一出？搞不懂了。

由学校而延展至社会上，现实情况是，无论沿海还是内地，无论北方还是南方，下属对上司的称呼尊崇有加，而上司对下属往往漫不以为礼，下属与上司在彼此称呼上并不对等。此一情况，与明清两朝高度的君主专制所造成之全民的奴性心理脱不了干系。打破此一情况者至为少见，但也不是没有，而结果往往令人惊喜。在这儿鄙人就冒一次王婆卖瓜之嫌，抄录曾经的同事琦君的一段话为证。当时，我负责一个编辑部：

记得刚到编辑部，我没有像一般的新手那样尊称郁土为老师，而是直呼其名。这种不敬之举，郁土竟接受得自自然然，丝毫不以为忤。多年相处之后我知道，这就是郁土的本色——不尚虚饰，与人相处以平等相期相待。我想，友谊一定就是从那时开始的（《待到花香君已远》）

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，假如不是他说起，我对他印象如此深刻的称呼一事，几乎没什么印象。但有一点，虽然后来因故离开了编辑部，但我和那些同事都成为了朋友，至今仍然保持联系。一个再平常不过的称呼，作用竟然如此之大哉。

最近结识了位湖南武冈的微信朋友，当他得知我比他大时，竟亲切地称我为“土”哥，取“郁土”之土。刚看到这一称呼有些哭笑不得，但过了一两天，就觉非常亲切。被人称作“土哥”，虽说土气了些，但就比被称作老师还要舒坦，毕竟，平等的感觉要超过尊卑有别。但取名字最后一字称呼的办法，有时也会闹出大笑话，这不，一老师姓林名伟，于是有微友亲切地称他为“伟哥”，他连忙抱拳，表示消受不起，“这‘伟哥’可不能乱叫的”。他越这么说，众人越是称呼“伟哥”不止，群里一时间热闹非凡。

另外，称呼一直处于演进之中，比如青年男女，以前叫“姑娘”“小伙子”，现在统统进化成了“美女”“帅哥”，既然满大街都是美女、帅哥，那真正的美女、帅哥又将如何称呼，似乎到目前为止，还没有好的解决方案出来。当然，此情况不仅我们如此，西方也不例外，毕竟我们同为人类吗。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、牛津大学演化论生物学家理查德·道金斯在《盲眼钟表匠》一书中这样写道：

过去只有极为出色的电影演员称得上“影星”。后来“影星”的词意退化了，任何担任过影片主角的普通演员都算。因此，为了再度凸现“影星”的原意，“影星”这个词就升级成“明星”了。后来，影片公司的宣传人员开始把名不见经传的演员都封为“明星”，因此“明星”的原意再度升级，成为“巨星”。现在电影的宣传数据中又出现了一些至少我没听过的“巨星”名字，因此也许“巨星”的原意又得再升级一次了。搞不好我们很快就会听说“超级巨星”了？同样的正回馈也发生在“主厨”这个词上。这个词源自法文，本意是厨房的首脑。因此每个厨房应该只有一位主厨。但是一般的厨子，甚至做汉堡的年轻人，也许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尊严，都开始自称主厨了。结果现在常常会听到“主任主厨”这样意义冗赘的词（第八章《性择》）。

照他的理论，词意是在不断升级，那么，将“老师”称为“老爸”就绝对不是最后的称呼，那以后呢？再过五十年、一百年，我们的大学生们，又将如何称呼已经成为“老爸”的老师呢？

补：民国时，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，曾因不称蒋介石为“主席”而被罢职入狱，事情的经过如下：

1928年8月，刘先生出任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兼预科主任。11月，安大学生学潮，学生罢课，人称“虎而冠者”的蒋介石以国民政府首脑的身份前往安庆召见刘文典。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，引起蒋介石的不满。蒋叫他交出闹事的共产党员名单，并严惩罢课学生。刘当面顶撞说：“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。你是总司令，就应该带好你的兵；我是大学校长，学校的事由我来管。”蒋介石十分气恼（一说当场打了刘两记耳光），定了个“治学不严”的罪名把刘押往公安局。安庆学生举行示威游行，要求“保障人权”“释放刘文典”。12月，经陈立夫从中斡旋，蔡元培等力保，蒋介石才以刘“即日离皖”为条件，释放了刘文典。关于此事，鲁迅曾以佩韦笔名在左联通俗刊物《十字街头》发表《知难行难》一文（后收入《二心集》）。文中提到：“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，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，好容易才交保出外。”（黄延复《刘文典逸事》，收入《刘文典传闻轶事》一书）

一名堂堂国立大学校长，仅仅因为不称呼“主席”，就被免职并投入监狱，这也算是中国特色了。称呼之事，可谓小乎？可不慎乎？

二O一七年八月十七日上午

二O一七年七月廿五日上午

二O一七年八月十七日改

（刊《杂文月刊》2017年9月上）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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